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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梁故城在永济
永济市政府网        http://www.yongji.gov.cn    2016-12-08       信息来源:永济新闻
 

  

杨孟冬

    我们常说,“武圣关公出解梁”。这,大概都是因为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数百年来所产生的广泛群众基础和深远文化影响。但,小说毕竟属于艺术范畴,其中不免存在虚构的情节描写成分。当然,《三国演义》对于关羽的精彩艺术塑造亦不例外。这是文学艺术或者说是文化形而上方面研究的话题,我们且不触及。我们要说的,就是关羽籍贯的问题。
    除了《三国演义》说关羽是河东解梁人,早于其二百年左右的元代“新刊”《三国志平话》同样持此说法。新刊《三国志平话》,汇刻于元英宗(硕德八剌)时期。元英宗在位仅只三年,即1321年~1323年。这时候,偏安一隅的南宋已经灭亡44年了。因为是“新刊”,说明早有刊印的版本流行。如此,说关羽籍贯“解梁”至少是在元代甚至宋代就已经开始传播。元代《三国志平话》,系当时江湖“小说人”即“说书艺人”的表演脚本。而宋元之际,瓦肆勾栏热闹,杂剧表演盛行,应该说《三国志平话》通过这一艺术形式,其社会影响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三国演义》《三国志平话》都属于文学艺术作品,还不足以证明关羽是“解梁人”的说法,那么,是否还有更有力的官方文献或者档案记载呢?
    世人都知道,解州关帝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关帝庙,都认其为天下关庙之宗。在这座金碧辉煌又肃穆庄严的庙宇内,金元明清时代的碑刻就达数十方之多。单就此而言,便可知历朝各代对关羽的推崇和对这座庙宇的重视。作为“纪事颂德”的一种艺术形式,碑刻无疑是历史档案记录的有效载体。在解州关帝庙中,记录关羽是“解梁人”时间显示最早的碑刻是《重修关王庙记》。此碑镌于金代,落款署“金泰和解梁军知州事田德秀”。(金泰和时期,即南宋嘉泰时期)田德秀,即田紫芝,河北沧州人,生活于金章宗(完颜)时期。其善诗词歌赋,语意警绝,《金诗选》评其诗“气魄雄壮”,世人以“李贺复生”誉之。可惜,这样一位文人只活了24岁。究其原因,或传言亡于兵乱。《重修关王庙记》文采斐然:“……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收俊功,蜚英明,磊磊落落,挺然独立千古者,惟公之伟欤!” 无需通读全文,仅这一段文字便可看出田德秀腹中文墨几何。碑记落款显示田德秀为“解梁军知州事”,说明他是金政府委任的地方军政大员。宋时,“知州事”多以文臣担任,官阶二品以上。但,实际执掌州之事务者为“通判”。金建立后,因崇尚武略,每州军队都设有番号,故州之长官手握军事大权。这从一个侧面也充分说明金人虽然占据了北方,但在面对蒙古和南宋的双重压力之下,始终以军事为重的治国策略。金人尚武,当然对“熊虎之将、万人之敌、勇而有义”的关羽持崇敬的目光。因而,重修关王庙自在情理之中了。田德秀为解梁军知州事,接“特降明命”主持修复关王庙。既而,工程完工便“刻石为记”,以“叙公之忠节休烈,将律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八百多年过去了,《重修关王庙记》仍完好无缺的保存在解州关帝庙内。而这一碑记镌刻的“解梁”二字,无疑成为了珍贵的档案资料。
    明代,解州关帝庙明确显示“解梁”字迹的碑刻为明崇祯朝张际可的《重贴关帝庙寝殿金身碑记》。碑记开篇曰:“解梁有关帝庙,其创建有自来矣。而关帝灵爽,虽万古如一日,故炎汉社稷赖以匡扶,大明山河藉以庇护……”清代就更多了,碑刻题目直接显示“解梁”二字的有:康熙朝江的《解梁关公父祖辩》、嘉庆朝刘大观的《重修解梁关帝庙碑记》。其他的还有:雍正朝的《重立君子上达碑记》、乾隆朝言如泗的《重修结义园记》和《重修解州关圣庙记》、道光朝张秀芝的《重修关帝庙记》、同治朝朱的《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等。甚至还有民国的,如孙静澜的《创建关岳庙碑记》。这些碑刻,正文里基本都描述说“解梁为关圣大帝故里”或“解梁为关圣大帝桑梓乡”。
    解州关帝庙保存的碑刻可谓荟之多多,显示关羽是“解梁人”也言之凿凿。但矛盾的问题是,解州关帝庙所在地即今盐湖区解州镇,历史上建立解县是在唐代初期,至于设立解州就更迟了,准确时间是五代十国之后汉帝国时期。因而,探究在唐代建立之前关羽故里的这片土地究竟称名什么,就很有必要了。
    翻开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至东晋十六国之汉赵时期,关羽故里均属河东郡(治今夏县禹王乡)解县(治今临猗县临晋镇);东晋十六国后赵至后秦时期,河东郡虽移治今永济市蒲州镇,但解县仍治今临猗县临晋镇。南北朝时期,河东一方地域区划调整变化较大。北魏在关羽故里即盐池旁设立南安邑县(治今盐湖区安邑街道办事处),属陕州恒农郡(治今河南陕县);北周时,关羽故里属蒲州河东郡(治今永济市蒲州镇)之虞乡县(治今永济市开张镇古城村);隋代,关羽故里属河东郡(治今永济市蒲州镇)安邑县(治今盐湖区安邑街道办事处)。
    从上述秦代至隋代的建制沿革中,结合唐代至清代的政区划分,除了金代的“解梁军”,竟然再没有一个时期出现“解梁”的称谓。那么,无论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碑刻文字档案记载所言的“解梁”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历史上究竟还有没有“解梁”的称谓?
    我们再回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看看先秦时代的政区划分。经过认真搜剔,明确表明“解梁”称谓的则在春秋战国时代,时间跨度大约500余年,地理坐标为今天的永济市东北方位。也就是说,秦一统天下之后,解梁之名即被解县取代。而解县的行政治所,则设在今临猗县临晋镇。事实胜于雄辩。那么,今天永济市东北方位是否还有曾经的“解梁”历史遗迹呢?
    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关于“解梁”词目释文曰:“古城名。春秋晋地。在今山西临猗西南。《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五城,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即此。”
    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卷之三·古迹》则记:“古解梁城,《临晋志》云:‘在县西南之十五里伍姓湖北。’其迹,至今犹存。”
    两份文献档案均记录“解梁”为古城名,尤其是《蒲州府志》说得甚是详细和明确。为搞清事实缘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考古调查小组,专程来到山西省最南端的永济县。在永济县开张镇一个名叫古城的村庄,考古调查小组发现了一座荒废的古代城池。问其村民关于荒城的来历,有年长者言,此为“故解梁城”。继而,经过考古调查小组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查,此座荒城南邻伍姓湖,城址呈平面不规则形,东、西、北三面夯筑曲线形土城墙遗迹分明,高4—15米不等,顶部宽约5米,底部厚约50米。城墙周有城壕,宽约30米,深约1.5米。考古调查工作人员一致认为,此城三面城墙绵延约3500米,南面以伍姓湖为护城河,墙体夯窝讲究,城内生活用品残件分布较多,建筑残件东周至隋唐时代特征鲜明。因而,此城系“解梁故城”确凿无疑。
    谜团终于解开。但是,解梁城到底有着怎样的兴衰史呢?经本土文化工作者研究分析,解梁城最早建于东周初期,历春秋、战国,均为诸侯采邑。秦并六国之后,始行郡县制,解梁城属解县(治今临猗县临晋镇)辖境范围。两汉、三国、两晋时代因之。北魏时期,属安定县(治今永济市虞乡镇东南)管辖范围。西魏时期,为南解县行政治所。北周时期,为虞乡县行政治所。隋代因之。初唐,虞乡县治所南迁40余里,“解梁城”至此逐渐衰落并最终沦为荒城。如果以地理名称来梳理“解梁城”的来龙去脉,即解梁——南解——虞乡,时间跨度大约1400年。在这1400年的沧桑岁月里,解梁之名存在时间最长。就拿东汉三国来说,解梁虽然早已不是行政机构所在,但其城池功能仍然存在,城内居民生活依然如故。也就是说,它的地理名字“解梁”并没有更改或被撤销,在人们的心中因为谙熟也不会消失。因而,《三国志》说关羽为“河东解人”当是确凿的。至于后世直呼关羽为“解梁人”,应是官方和民间的心理谙熟和共同认可,当不为错。因为,按现代里程计算,如今的临猗县临晋镇距离永济市解梁故城也不过10余公里。
    作为有文献档案记载的古代城池,解梁城虽然已经废弃了将近1400年,但它曾经的辉煌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它的逶迤的城墙,始终静静的蛰伏在河东大地上。对于一方地域,它是文化的沉积。对于武圣关羽,它是骄傲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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