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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与蒲州(永济)的渊源
永济市政府网        http://www.yongji.gov.cn    2016-11-28       信息来源:永济新闻
 

  

杨孟东

    永济,地处晋南平原,是山西最南端的一座城市。历史记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酋长有虞氏舜帝,就曾把都城定在这里,史称“舜都”。这里,南依中条,西临黄河,中贯涑水,地理独特,形貌自然,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的“春秋河曲之战”、“韩信木罂渡军”、“曹操西征马超”、“李渊攻蒲之战”、“郭子仪图两京之战”、“金蒙八年拉锯战”、“徐达攻陕甘之战”等十八场改变历史走向的著名战役,都发生在这里。秦始皇统一六国,封建社会帷幕拉开,始行郡县制,这里称名蒲坂,是河东郡(治今夏县禹王乡)的属县。之后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跨度,一直都是蒲坂县建制。直到“五胡乱华”,后赵帝国把河东郡迁移到蒲坂后,这里的政治、军事地位日趋凸显,以至于在此后的一千七百多年封建历史长河里,这里演绎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使得这一方地域的人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集体人格,创造了丰富独特的灿烂文化。
    翻阅古籍文献,历史上前来这里巡视和驻跸的帝王就达25位之多。单就《辞海》里找,明确标明永济籍的名人就有20多位。自汉以来,通过科考入仕者就有300余人。一本《全唐诗》就可找到30位永济籍顶尖级别的诗人,擎起了煌煌唐朝的诗歌大厦。一部《明史》,就可以找到15位永济籍大军区司令、总理、部长级别的官员。因而,我们常说永济地灵人杰、英才辈出,绝不是随口妄说。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三国蜀汉大将——关羽。
    那么,关羽和永济有关吗?
    中国封建王朝对关羽的崇拜,到明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在“土木之变”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明代后期,蒙古俺答部落磨刀霍霍,直接威胁着大明江山的国防安全。长期的边患,不仅需要统治阶级加强军事武备,更需要一个能凝聚天下民众向心力、号召力的精神倚仗。如此一来,被前朝各代格外推崇的集“忠、义、仁、勇”为一身的河东人关羽,经过统治阶级高层的精心搜剔,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关羽被推为国之“神灵”,晋封为帝则是标志。历史上最懒惰的亦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皇帝做得很是不景气,但礼遇和褒封关羽却值得大加赞赏。公元1528年,封关羽为“协天大帝”;1536年,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1594年,赐庙号“英烈”;1614年,再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同时封关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封关公长子关平为“竭忠王”,次子关兴为“显忠王”,并且还以南宋忠臣陆秀夫、张世杰作为配祀。
    国家最高统治者作出对关羽的万般崇敬,封关羽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而关羽又是普天之下黎民众生认同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高标,因而明代对关羽的偶像崇拜,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民族精神层面的社会普适。我们熟知的被誉为章回体小说滥觞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即是明代山西籍作家罗贯中的杰作。在这部作品里,罗贯中站在大汉王朝正统的角度,通过精湛的艺术构思,精彩的艺术描写,向世人展现了三国时期智慧与权力的较量,热情讴歌了“乱世出英雄”的悲壮、伟大和不朽。关羽,就是其中进行褒扬的重要人物之一。关于关羽“践行匡扶汉室、力行恢复社会和平秩序的伟大实践”,只要读过《三国演义》的都已经非常熟悉,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要说的,则是关羽的籍贯问题在后世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社会认同。
    西晋陈寿《三国志》记:“关羽,字云长,河东解人也。”汉至西晋时期,河东郡解县的行政治所,设在今临猗县临晋镇。当时,县域广阔,人口稀少,关羽出生的“常平村”几乎处在县治的边缘地带。虽然距离县城比较偏远,但“解县”却是关羽真实的籍贯。
    罗贯中《三国演义》云:“关羽,字云长,河东解梁人也。”与《三国志》不同的是,明显多了一个“梁”字。就两者而言,一个是正史,一个是小说,站在客观的角度,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正史。但是,历史上果真有没有“解梁”这一行政称谓呢?查阅相关史料,不仅有,而且关于解梁城池的遗址如今仍还比较完整的存在于今永济市境内,其城池所在的村庄也因之而命名为“古城村”。按现代里程,解梁城遗址距三国解县的行政所在即今临猗县临晋镇仅只十余公里。
    那么,历史上哪个时期有过“解梁”的地理称谓呢?
    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及孙文盛主编的《山西历史地图集》,在河东地域明确标注“解梁”的时期,则是战火纷扰的春秋和战国时代,历史跨度达五百年之久。秦并六国之后,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社会再也寻找不到“解梁”称谓的显示。作为地理名称,“解梁”虽然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它的地理位置没有消失,“解县”则一度成为了代替它的新的地理或行政称谓。如此,罗贯中书写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说关羽是“河东解梁人”,也就并非是空穴来风了。作为山西人,罗贯中不会没有到过“解县”,就凭他把关羽作为重点褒扬的英雄形象,他都没有理由不来到河东亲身体验一番出生这一伟大人物的地面。也许,正是因为做了一次深入的实地考察,他才有意识的将关羽的籍贯写成“解梁”。
    解县也好,解梁也罢,二者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没有脱离一个共同的“解”字。就实际而言,“解县”与“解梁”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譬如,南北朝晚期的西魏帝国,就把解县分成了两个县,原来的解县(治今临猗县临晋镇)易名“北解县”,在曾经的解梁(治今永济市开张镇古城村)设置“南解县”。也就是说,无论行政建制怎样变更,这里称“解”当是不争的事实,它都是代表关羽籍贯的地方,就是今天永济市与临猗县接壤的那片土地。
    北周受西魏禅让后,行政区划及建制重新划分和设置,在今永济市蒲州镇置蒲州,领河东郡、汾阴郡,河东郡辖蒲坂县、虞乡县,汾阴郡辖汾阴县、猗氏县。这时候的南解县、北解县称谓,则由虞乡县和猗氏县替代。而虞乡县的行政机构所在,就是解梁城。到了唐代初期,废郡存州,蒲州辖河东、永乐、虞乡、桑泉、猗氏五个县。这一时期,虞乡称谓虽然没有改变,但行政治所已然东迁至十五公里开外,确切地讲,就是今永济市虞乡镇的所在。特别要说明的是,从此时起,在今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重新设置了“解县”,县治距离关羽所出生的常平村仅只五公里。因此,假若唐朝人要说及关羽的籍贯,势必就会说“关羽是‘解县’人”。殊不知,这个解县与先前的“解县”的行政治所在地理位置上则完全不同了。以至于历史越久远,人们就越混淆。还好的是,这两个“解县”虽然行政治所不在同一个地方,但就大的地域范围而言都在河东地区境内。
    历史上形成的对关羽籍贯的误会,准确地讲直到大明王朝建立,才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就这个话题,我们还得回到罗贯中和他的《三国演义》。罗贯中于元末生人,卒于明代建文帝二年(1400年)。其在世时一心想刊印《三国演义》,但始终都未能如愿。直到嘉靖年间,即一百多年之后《三国演义》才由官方正式印出。因而,后世看到的《三国演义》书籍,最早的也就是嘉靖版本。尽管当时发行量不会太大,但一经刊出就非常热手。继而,文人抄写《三国演义》便风靡一时。无论是官方印刷,还是文人抄写,都有力的折射出《三国演义》于明代中期开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虽然如此,但人常说“会看书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有谁能够真正走进罗贯中的精神世界,去深切体悟这部洋洋大作的真正意旨?这一点,在五十年后的万历年间得到了答案。这就是,不管《三国演义》人物多么众多,忠奸怎样分明,故事怎样丰富,叙述怎样精彩,归根结底没有脱离一条主线,那就是:一部三国史,始终由一个英雄人物的悲壮生命历程所贯穿。而这个英雄人物,就是河东人关羽。
    赤壁之战后,刘备转战益州,关羽被委以重任,镇守荆州南拒孙权北拒曹操。刘备称汉中王后,以关羽为前将军董督荆州事北伐曹操,攻打樊城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吓得曹操要迁都。攻打樊城与徐晃战事胶着之际,孙权却以下流手段从关羽背后射来一箭,致关羽腹背受敌进退无路,而刘备这时候又不及时给予军事驰援,迫使关羽败走麦城遇难于临沮。不必看关羽之前的事迹,单就这一段故事就让人感到万分悲壮。而关羽的牺牲,并非是终结了一个个体生命或者说是使刘备政权丢失了荆州一块地盘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因为关羽的壮烈牺牲,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代才名正言顺地确立(关羽既殁,魏蜀吴相继称帝)。可想而知,这段历史假若缺了关羽这个伟大的人物,能准确地叫三国吗?诚然,这正是罗贯中整个《三国演义》的“点睛”之笔。也正是如此,关羽在明代实实在在的走进了皇宫朱门、村舍闾巷。皇家尊关羽为“帝”,儒家尊关羽为“圣”,释家尊关羽为“佛”,道家尊关羽为“神”。“有文无武不威如,有武无文不丈夫。谁似将军文复武,战袍不脱夜观书”(明·文征明《关帝读麟经》);“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九州”(明·雷林《谒解庙》);“五夜何人能秉烛,九州无处不焚香”(明神宗撰联),整个大明王朝风靡着以关羽为道德高标的社会空气。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整个大汉民族亿万民众对关羽高标人格和崇高精神的广泛认同。
    明代,今永济市蒲州镇的蒲州故城是当时“蒲州”的治所,隶属山西布政使司、平阳府,下辖临晋、猗氏、荣河、万泉、河津五个县。与蒲州东邻接壤的便是“解州”,其行政所在就是今天的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按当时的政区划分,关羽出生的“常平村”距离所属解州城仅只五公里。但是,民间说起关羽的籍贯并不是“解州”,普遍的认同则是“蒲州”。“间气钟才杰,蒲东迹未尘。千秋闻将帅,一旅见君臣。”(明·李春光《谒解庙》)。“矫矫壮缪侯,挺身出蒲东。草庐识先主,仗剑扶真龙”。(明·吴献台《题壮缪侯像》)此二首诗中所说的“蒲东”,就是蒲州。窥一管而见全豹,这都是由于《三国演义》言说关羽是“解梁人”的广泛传播,都是因了我们反复提及的“解梁”(虽然当时早已不是行政所在)位置在当时的蒲州境内。
    无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还是文人对关羽(关庙)的题咏,抑或历朝各代因袭下来的对关羽的崇拜,关羽的籍贯在“蒲州”成了明代社会的一致认同。上自王侯贵胄,下至黎民布衣,尊关羽、敬关羽成了整个社会共同的精神信仰。如此,还真的要感谢那位数十年都不上朝的皇帝朱翊钧。是他将关羽崇拜推向了上层建筑的又一个高峰,是他剔除了先于他的历史时代民间形成的对关羽籍贯的误会。平心而论,明代的17位皇帝总的来说文化修养都不高。但是,就凭他们崇敬关羽的那种心照不宣,我们都应该对大明王朝投向尊敬的目光。
    正是明代社会对关羽的虔诚敬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使命过程中,在不会向汉人屈膝的女真民族气节中,面对关羽这一汉民族万般钦敬的神祇,他们低下了高昂的头,给予了甚至等同于祭祀他们先祖神灵规制的顶礼膜拜。我们熟知的那位康熙大帝,因为仰慕关羽,就说自己是刘备转世,并于公元1703年不远数千里来到山西,来到解州关帝庙。在虔诚拜谒供奉关羽神祇的崇宁殿前,他竟激动地目流热泪,哽咽着说道:“二弟——!为兄看您来了!”并御书“义炳乾坤”,由地方州长制成匾额高挂崇宁殿内。在幅员辽阔的汉民族土地上实施异族统治,康熙如此举动真可谓用心良苦、虔诚至极。之后的8位皇帝,除了道光和宣统没有谥封关羽之外,其余的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光绪,比之康熙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1768年,乾隆晋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并钦定“神勇”牌匾高挂解州关帝庙崇宁殿明间盘龙石柱上方。公元1804年,嘉庆晋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公元1854年,咸丰晋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并御制“万世人极”牌匾高挂解州关帝庙崇宁殿明间门楣上方。一年后,再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大帝”。公元1870年,同治晋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关圣大帝”。长长的封号,至尊至极,护国保民,永保社稷平安,泽披神州黎民。关羽,一个伟大的名字,成了大清王朝意识形态形而上的精神支撑。
    清代初期,蒲州(治今永济市蒲州镇)与解州(治今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建制平行,均为散州,属山西省河东道平阳府。到了雍正二年(1724年),蒲州、解州同时升为直隶州。雍正六年(1728年),再升蒲州为府,与平阳府平行,同时在府城东郭建永济县。时蒲州府辖永济、虞乡、临晋、猗氏、荣河、万泉六个县,解州辖安邑、夏县、平陆、芮城四个县。关羽出生的常平村,属解州安邑县(治今盐湖区安邑街道办事处)。但是,民间对关羽籍贯的认同,仍然是蒲州而不是解州。一方面是明代旧俗的深入影响,另一方面则与统治阶级钦敬和敕封关羽有关。与之形成普天下文人墨客对关庙的题咏,都说关羽是蒲州人。全国诸多关庙的楹联,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之一。“生蒲州事豫州守荆州战徐州神州万古万古神州;兄玄德弟翼德擒庞德纵孟德智德千秋千秋智德”。(清·佚名)这幅楹联,如今仍然挂在四川省古蔺县关庙。“生蒲州辅豫州保荆州鼎峙西南掌底江山归统驭;主玄德友翼德仇孟德威震华夏眼中汉贼最分明”。(江苏省宜兴县、河南省许昌市关庙分别悬挂)诸如这样直接说关羽是蒲州人的楹联,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不胜枚举。尤其,山西省蒲县的武圣庙说的更是贴切。上联:生蒲州长解州威震荆襄山西一人;下联:生汤阴长内黄名迹江淮河南一人。(清·佚名)上联是说关羽,下联说的是岳飞。或许是作者看到当时社会关于关羽的籍贯还存在争议,故而提笔撰联做了一个准确的肯定。只可惜,作者没有留下名姓。不管怎样,这幅楹联都挂到了现在。试想,假若当时人们不认同,它会被赫然悬挂起来吗?并且,这是在山西地面上行事。要是说服不了人,山西人这一关就过不了。
    谥封关羽,要说登峰造极,当属光绪皇帝。公元1877年,山西出现旱情,持续三载,饿殍遍野,史称“丁丑大荒”。据文献记载,旱灾发生前山西全省人口数为16433000,灾后人口数锐减至10334386,超过600万人死于灾难。三年大荒,唯晋南尤甚,晋南数蒲州最为严重。光绪版《永济县志》记:“是时,赤地千里,山彤水枯,人相食,尸骸枕籍,迹遍道途,流亡过半。”针对持之以久的旱情,官府最大限度的予以了赈灾。就永济而言,赈灾点就达八处,分别是:韩阳、晓里、永乐、赵村、陶城、黄龙、栲栳、赵伊。尽管如此,也远远解决不了旱情。面对肆无忌惮的旱灾,朝廷苦无良策,实难应对。有人遂向光绪皇帝建议,说祀封关圣大帝可祛除旱魔救苍生于水火。经过认真思考和周密部署,光绪皇帝特颁诏书,在同治谥封关羽的基础上,加号“宣德”,全称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整个封号共二十六字,成为史上敕封关羽最长的封号,可谓达到了巅峰。由于,自明代形成、清代又广泛认同关羽籍贯蒲州,而蒲州府永济县旱情又最为严重,光绪皇帝便御书“祈年大有”牌匾,特命朝廷祭司官员一行前往蒲州府,对永济县关帝庙进行赐匾,并隆重举行敕封、祭祀大礼。
    不久,果然天降甘霖,旬日不停,民众欢呼雀跃,蒲州旱情遂解。民间流传:官向官,民向民,关公向的是蒲州人。朝廷得此消息,君臣齐呼关帝神灵。光绪皇帝近乎欣喜若狂,随即下诏对山西境内所有的关帝庙宇进行敕封。
    上述提到的解县、解梁、蒲州、永济,切切实实的就是今天的永济市。这块位于黄河大折弯处神奇的土地,关羽与她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一“正统血缘”的情结,无论于关羽本人,还是封建王朝,抑或千百年来形成的关公崇拜,对于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杨孟冬,山西永济人,毕业于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永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永济市本土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本土文化研究,出版有《郡县源流》《亘古蒲州》《档案文化研究文集》《廉政文化研究文集》等文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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