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蒲州城里的藩王

        最近，笔者由于工作关系，发现永济市存有5通与明代藩王有关的墓誌碑。这5通墓誌碑，从最早的弘治十七年（1504）《大明山阴王墓誌銘》（碑阴：山阴端裕王圹志文），到嘉靖十八年（1539）《大明镇国将军晦轩墓志铭》，最末的嘉靖三十六年（1557）《山阴荣靖王妃张氏圹志文》，时长达半个多世纪。经查阅《蒲州府志》《永济县志》《虞乡县志》《临晋县志》和网络上相关资料，对明代藩王制度和蒲州城里的藩王有了初步了解，拙笔成文，以飨读者。

优享禄米的寄生集团

        在明王朝发展的二百七十多年中，一直有一种特殊群体贯穿始终，他们生活无忧，享受国家俸禄，享有特权，拥有家兵，在自己庞大的封地里可以为所欲为，官府几乎无权干涉其家务，只有皇帝才有权过问。他们这个群体，便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分封于全国各地的“特权阶层”——明藩王。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同年闰七月，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朝残余势力仓皇北逃。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汲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弱臣强”，朝廷得不到宗室藩屏。于是在借鉴历代分封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明代藩封制度。朱元璋先后在洪武三年(1370)、十一年(1378)、二十四年(1391)先后将其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王于边疆及内地的主要城市，如秦王、燕王、宁王、晋王、齐王、楚王、蜀王等。藩王具体分封爵位为：皇子为亲王（太子以外的皇子一律授予亲王爵位）；亲王子为郡王（亲王之嫡长子（无嫡长子以庶长子，下同）世袭亲王，余子皆封郡王）；镇国将军（郡王之嫡长子世袭郡王，余子皆封镇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皆降封辅国将军）；奉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皆降封奉国将军）；镇国中尉（奉国将军之子皆降封镇国中尉）；辅国中尉（镇国中尉之子皆降封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辅国中尉之子皆降封奉国中尉）；奉国中尉之子皆封奉国中尉（奉国中尉诸子皆世袭奉国中尉，且世袭，不再降封）。这一制度被明朝历代皇帝奉为万世不变的祖训，一直延续至明亡，共计封亲王34位，封郡王900余位，而将军、中尉、庶人，几乎达20万。
        明代藩封制度在初期确实起到了抵御侵略、拱卫王室的目的和作用，朱元璋感叹“朕无北顾忧矣”，同时他也觉察到这种制度的危险性，藩王拥兵自重，对皇权产生威胁，故规定诸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年复一年，这些明太祖的后裔，造成明朝财政的极大负担。藩王宗室有赏赐土地的收入，且不用承担赋税任务，朝廷还需要给俸禄，而能够提供朝廷赋税的土地越来越少，承担的赋税丝毫不减，甚至还要加征，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朱元璋未从根本上对藩王军事权利进行限制，最终造成了“靖难之役”，使朱元璋绞尽脑汁修订的藩王制度，在他尸骨未寒第二年，他的第四子朱棣历经四年战乱，夺取了侄子朱允炆（朱元璋之孙、懿文太子朱标次子）的皇权。朱棣登基后，在政策上对藩王的限制越来越多，直至形成“藩禁”之制，甚至对省墓、入朝等都作了事无巨细的规定。藩府成员除经济上享有一定特权外，军事权力受到限制，政治上几乎不参与国事。
        明代藩封制度在前期对稳定明王朝的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对地方军政制度的有效补充，但其过大的军事、政治权利也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威胁。后期，随着藩王作为军事组织的意义的丧失，政治权利也限制在管理王府内部事务及其所属世系的范围之内，宗室不能做官、不能参加科举、不能做买卖，不能有其他任何职业，只能被养着，逐渐成为只享禄米的寄生集团，并成为明朝中晚期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山阴襄垣两王迁蒲

        朱元璋分封的诸王中，山西境内有三个，分别为：就藩太原的晋王朱棢（wǎng)，就藩大同的代王朱桂与就藩潞州（今长治）的沈王朱模。这些明藩王们，生活优厚，平时无所事事，普遍一个特点，就是老婆多，孩子多，家族支系不断庞大。封于大同的代王朱桂，明太祖第十三子，明朝第一任代藩王，洪武十一年封为豫王，本来封国选在江西南昌府，古豫章地，因年幼留京师，洪武二十五年改为代王，同年就藩大同。
        大同作为明代北边门户的九边重镇之一，明王朝一直有大军驻扎，按说安全与经济生活保障没有问题，但是，由于这里地势偏远，气候寒冷，农作物产量不足，一切供需都要由内地运输供应，再加上北元残余与蒙古瓦剌游牧民族的侵袭，经常处于战争防备状态。代王朱桂性格暴躁，分封到大同以后，在这里敛财掠地，横行霸道，且与地方官员不和，被当地官员多次告到皇帝那里，建文元年(1399)时，因罪被废为庶人。明成祖即位后，恢复了朱桂的王爵。到明英宗时，蒙古瓦剌的进攻使得大同的安危难于保证，代王府的各位王爷们心绪不宁，惶惶终日，同时由于王府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开支花销巨大，入不敷出，明英宗决定将部分郡王内迁。据史料记载，为了去一个富庶有钱的好地方，代王府里还吵闹了一段时间。最终，山阴王府、襄垣王府迁蒲州，宣宁王府、隰(xí)川王府迁泽州，灵丘王府迁绛州，怀仁王府迁霍州，唯有老大代世子、老二广陵王和老三潞城王后裔留在大同。
        蒲州，位于山西最南端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核心区域，古称蒲坂，史为舜都，先祖尧、舜、禹曾建都于此，唐时为全国六大雄城之一，为中华民族发祥地。地势平坦，物阜丰盈，民风淳朴，交通关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到明清一直是故河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洪武年间（1368-1398）朝廷又重新对蒲州城墙进行了加固，使其城防更加坚固完整。天顺五年（1461），山阴康惠王朱逊煁与襄垣恭简王朱逊燂(tán)分别带着自己庞大的家眷队伍，浩浩荡荡来到蒲州。至此，蒲州就有了两支大明皇室的王系。

喧闹折腾的襄垣王

        据记载，明朝襄垣国诸王及将军有：襄垣恭简王朱逊燂、襄垣王朱仕壥（cán），襄垣安康王朱仕坯、朱成□、朱聪□、朱俊渠、朱充煌等。
        来到蒲州的第一个襄垣王朱逊燂（音tán），生于明永乐八年（1410），代简王朱桂第五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封为襄垣王，天顺五年（1461）迁出大同，来到蒲州。朱逊燂由于生母早逝，小时候没受到良好的照顾，年轻时就掉光了牙齿，平时的生活质量非常堪忧。经过王府搬迁一顿折腾，到了蒲州后就卧床不起。长子朱仕壥在请求朝廷派御医为父王治病的同时，提出以代世孙身份代理国事，由自己代理襄垣王府事。明英宗认为朱仕壥此举是“乘父之病，夺其禄位”，特地写敕书对其进行训诫,并在暗中调查后发现朱仕壥之所以会有此举动，是因为两个弟弟朱仕堲、朱仕埭妄图以庶夺嫡，再次对兄弟二人进行了严厉警告。天顺六年（1462）襄垣王朱逊燂去世，享年53岁，赐谥曰恭简，清《永济县志》记：襄垣恭简王墓，在县东孟明桥北。
        成化元年（1465）九月，新继位的明宪宗朱见深册封襄垣恭简王长子朱仕壥为襄垣王。朱仕壥，是朱逊燂和萧氏的嫡长子，然而，襄垣王朱逊燂和他父亲朱桂一样，不重视嫡长子，并且与嫡长子的关系势同水火，甚至到了父欲杀子的地步。朱仕壥与弟弟朱仕堲（音jí）、朱仕埭，为了争夺王位，可以说是互相拆台、相互告御状，弄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明宪宗经过几次派人调查，严斥朱仕壥“为兄则不仁，为父则不义”，宪宗皇帝最终做出最后裁决：朱仕壥、朱成银、朱成鑚、朱仕塕包括朱仕埭全部废为庶人，其中朱仕壥父子留居京城，朱仕塕、朱仕埭兄弟发守襄垣恭简王坟园守墓，此外朱仕堲革去禄米和冠带，迁回大同居住，不允许其返回蒲州。最终，朱仕壥父子三人都被留在京城，明宪宗唯恐三人串通为恶，将朱成银、朱成鑚二人发往凤阳高墙守祖坟，仅留下朱仕壥一人。襄垣恭简王共五子，长子和第四子被废，第三子留居大同，次子早夭，襄垣王府宗室的管理任务交给了此前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第五子朱仕坯。《明武宗实录卷八十八》：“乙亥，初代府襄垣王仕与镇国将军仕埭坐事降为庶人，仕子成铎、成铚，仕埭子成鍜俱未封。至是管府事、镇国将军仕坯为之请。礼部议成铎等皆其父未革爵时所生，宜封。成鍜尝冒封复革，请如例给半禄。许之。”
        史书记载，朱仕坯进封襄垣王的时间是嘉靖十八年（1539），距离朱仕壥被废已经过去了64年，此时，朱仕坯年事已高，在尚未接受正式册封之时便已去世。嘉靖二十年（1541）十二月，朱仕坯嫡长子、辅国将军朱成鍨袭封襄垣王。
        朱成鍨去世之后，其曾孙朱充煌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五月以襄垣王府曾长孙的身份暂摄府事。但朱充煌在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二月被朝廷下旨革去曾长孙的身份，仅以辅国中尉管理府事。可以说，襄垣王府的藩王爵位已经降了几级，已失去往日藩王的一切辉煌。

谦恭贤德的山阴王

        第一任来蒲的代府山阴康惠王朱逊煁（1409——1467），明太祖朱元璋代简王朱桂庶四子，天顺五年，来蒲。史书记载，代王朱桂共有10个儿子，这个代王生性脾气古怪，性情残暴，府内诸王子们争夺嫡位激烈，好在朱逊煁身体病弱，没有参与争斗，最后运气较好地被迁到富裕的蒲州。成化三年，朱逊煁去世，清《永济县志》记：山阴康惠王墓，在县东北文学村。
        第二任是端裕王朱仕堸（音feng）,山阴康惠王之子。弘治十七年（1504）《大明山阴王墓誌銘》记载：简王实封于代，享有桑干之地。山阴王朱仕堸，6岁随父亲朱逊煁来到蒲州，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精通周易太极之术；且礼贤下士，食宿朴素、出入乡间，没有一点王爷架子，或者有人不小心冒犯了他，也不与计较，毫无明王派头，时人称“贤王”。朱仕堸生于景泰丙子年（1456）二月，薨于弘治癸亥年（1503）十一月，葬于蒲州三张里，成化六年（1470）五月封为山阴王，谥号端裕。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南阳王鸿儒撰文墓志铭。他生有2子，长子成鍪嗣王，次子成鉴封镇国将军。
        第三任是荣靖王朱成鍪。据明嘉靖十五年（1536）《大明山阴荣靖王墓志铭》记载：朱成鍪，号进德斋，康惠王长子，十岁受封，少时很是聪颖，熟经书，通大义，继承端裕王琴画之艺。至孝，父亲端裕王尝患痈疽，成鍪亲侍汤药，常常衣不解带，端裕王疽疮溃烂，成鍪以口吮之，且每天焚香祈祷上苍，乞求父亲疾病得到愈痊，希望自己代替父亲得病。明正德丙寅年，继承封王后，更是谦恭谨慎，不轻出入，后构建书院蓄书，率诸子教学其中，皇上赐名“进德书院”，所做一切事情必定遵循朝廷旨意。荣靖王在蒲州，从不仗势欺人，平易待人，从不侵占蒲州百姓土地财物，且每次遇到旱灾，就亲自斋沐祷神求雨，祈求百姓丰衣足食，所以蒲州人民都称颂他为“德王”。荣靖王生活上不喜欢华丽奢侈，礼贤待人，凡遇到有德行的人，必定以礼待之，因此当时有才华修养的士大夫都很敬重他。清乾隆《永济县志》有山阴荣靖王朱成鍪“创建泓龙庙乐楼享殿记”，泓龙庙即现在永济市城东街道皇甫营的龙王庙。
        镇国将军朱成鉴，据明嘉靖十八年（1539）《大明镇国将军晦轩墓志铭》：朱成鉴为山阴荣靖王之弟端裕王之子，成化二十年（1484）赐名成鉴，明孝宗弘治年间封爵为镇国将军。其四岁母亡，12岁习童子业，精于读书，节孝尊上，后取《易经》用晦之意，号晦轩。精书画，通医道，善于古文，著有《晦轩集》。子男六：聪淛、聪瀯、聪灖、聪潢，俱封辅国将军。朱成鉴嘉靖己亥十一月廿有七日，葬于吕坂凤凰原新营（今永济蒲州吕坂村）。
        据《内阁大库档案》载，接下来是：山阴僖顺王朱聪澍、山阴庄宪王朱俊栅、朱充照、朱廷理、朱鼐、朱鼎济等。
        山阴庄宪王朱俊栅，山阴僖顺王朱聪澍嫡长子。朱俊栅多才艺，好佛数，数次上书请求让宗藩参与科举，明神宗没有回应。嘉靖三十七年七月，明世宗册封朱俊栅袭封山阴王，夫人李氏为山阴王妃。史书记，朱俊栅笃信佛教，乐善好施，且能吟诗论禅，曾刊刻佛经、论十多种。他住在蒲州，常去栖岩寺、万固寺、普救寺等寺庙与高僧参禅论道，并且发现资助培养了妙峰大师（法名福登）。福登，明万历时著名僧人，被万历皇帝封为“护国禅师”，12岁遁入沙门，73岁谢世，在佛家61载。福登年幼时家境贫寒，流落蒲州，山阴庄宪王朱俊栅发现他虽然奇丑无比，但神凝骨坚，是个可造之材，便出资让福登“闭关”并外出拜师学习，终于成就一代大师。60余年中，福登不仅研习传播佛法，更加悉心于佛寺建筑和桥梁公路建筑，被称为“佛门鲁班”，其所建，迄今仍大部分留存在世，如蒲州万固寺殿宇和万固寺塔；铸制了佛教三大圣地峨眉山、宝华山、五台山三座大铜殿；辟建了陕西三原县泾河大石桥；新建了宁化（今山西宁武）万佛石窟并寺庙；创建了河北宣化府（今河北张家口）洋河23孔大石桥等等。清乾隆《永济县志》：山阴府嗣王朱俊栅“净土寺记”写道，“予早岁读儒书，二十曰道典，三十阅释典，乃知释其上乘也。……净向余乞寺名，予命名曰：净土。且鸣道纪绩勒石。”永济净土寺位于永济市区南山公园，创建于明隆庆初，僧人明净建，由山阴庄宪王朱俊栅命名。据清光绪《虞乡县志》记载：1597 年，朱俊栅亲自为虞乡县方山里孙常镇（今永济市城东街道孙常村）因地震而坍塌重修的延祚寺写撰记：“延祚寺……明嘉靖已卯寺倾，万历二十五年重建，山阴王朱俊栅撰记。”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与传播有一定作为，为蒲州地区的佛教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万历三十一年（1603）薨，四十七年（1619）正月，赐谥号庄宪，天启三年（1623）六月，朱充熙袭封。

聪俊子孙的吟唱

        蒲州这些明藩王们，除了山阴庄宪王朱俊栅经常游离于蒲州周边各大寺院，促进了蒲州的佛教发展外，其余的还有，如《明史》对襄垣王府“聪”字辈、“俊”字辈（即成字辈以下）的宗室褒奖有加，认为他们“皆娴于文章”。从代王府辈分“逊仕成聪俊”的世系来看，这些人都是朱仕壥、朱仕埭这一代人的孙辈、曾孙辈。这些人鉴于祖辈的教训，远离王权之争，成功转型为文学爱好者，或建书院，或修书立传，热衷于诗词歌赋，留下了许多诗词美篇，襄垣王的玄孙朱俊噤博学而不慕名利，远离闹市住在蒲州临晋县的五姓湖畔，自取名号“芦花散人”，有《佩兰集》传世。明正德五年（1510）《辅国将军静轩墓志铭》中记载：辅国将军朱成玲，号静轩。代简王曾孙，襄垣恭简王孙，镇国将军一斋长子。性情刚敏，从小喜读书，有人说他生下来就已富贵，为什么还要去读书，他却说：“不闻古云，不学面墙，弗见而难行，则徒生也，非汝所知。”意思是说，不读书学习古人，就好像走路碰壁一样，无路可走。他在偏僻的地方建一书屋，曰静轩，因取为号。其孝敬父母，悉心听从父母教诲，友善兄弟，和睦相处。喜好交友，忠于朝廷，每次对来蒲州的官员及赴京赶考的蒲州学子礼貌待之，劝诫尽忠，为民做事。诗词学术有独到见解。奈何厄于命，正德四年（1509）四月十九日以疾卒正寝，年三十七岁，以正德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安厝保泉里新域（今永济蒲州宝泉村）。子男五：聪洵、聪潓、聪靓、聪涧，封奉国将军；聪澱，未请封。
        从另一通《明宗室辅国将军静轩夫人荆氏墓志铭》的志文中又能了解到蒲州藩王的“聪”“俊”字辈的文学风采。墓志由蒲州名宦杨博撰文，志文中，杨博写到他还是诸生时，就知道蒲州襄垣王府有著名的四个文学诗词名人，时称“四泉”，他们一个个文雅楚楚，经常与士大夫们交游，赋诗吟词相合，生活充满乐趣。聪潓，即双泉，他的诗，宗伯泾野吕柟序之；聪洵，即清泉，他的诗，太史对山康海序之；聪靓，即寒泉；聪涧，即石泉，号月泉寒泉，他俩的诗，侍御见湖陶谟序之，可以看出襄垣王的聪字辈都是以诗词文章显于当时。

后裔无考的凄凉

        明朝末期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1627—1664），对明朝皇室及分封在各地的藩王后人给予了无情的镇压。农民军每到一地，首先捕杀明朝皇族，亲王、郡王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宫殿，在连绵的战争中，无不灰飞烟灭。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楚王等数十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 比如山西，农民军在平阳杀了西河王一族300余人，在太原先杀了晋王一族中高级皇族400余人，后又捕杀了中底层宗人千余，而在大同则杀了代王一系4000多名宗室。据统计，仅在山西一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屠杀了朱元璋后代一万多人。以致于藩王后裔或被斩抄家、或隐姓埋名流亡外地，自此蒲州及全国的明藩王淡出历史。如生活在江西南昌市的明末清初画家朱耷（音dā），是朱元璋第17子朱权的9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成为中国画一代宗师。
        现在，明朝襄垣王系辅国将军朱成玲的墓葬所在地永济市蒲州镇宝泉村，至今有一条巷名叫朱家巷，但目前没有一户人家姓朱。永济市卿头镇朱小张村，以朱姓为主，据《河东解梁朱氏家谱》记载，解梁朱氏为明皇族后裔，因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战争——“靖难之役”而逃离南京，先祖化名小张逃至此处，故名朱小张村。据此分析，他们不应是山阴王、襄垣王的后裔。如今永济市蒲州一带，朱姓者人数也不多，没有明确记载是明王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