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黄河冲出晋陕峡谷，在晋西南平原拐了个弯儿，由北向南而后东流去，形成了一种围抱，一种呵护，仿佛母亲温暖的臂弯。山西永济就依偎在黄河的臂弯里，枕着日日夜夜的不息涛声，一如聆听催眠的哼唱。永济也就成了母亲的宠儿，成了整个黄河流域最得天独厚的地方。
    这里是黄河中游，这里是祖国腹地。比起上游峡谷的飞流湍急和下游悬河的危机四伏，黄河在这里展现了自己雍容又壮阔的美丽：河床宽广，河水漫漶，河流从容。好像在逼仄的峡谷中禁束得太久，来到这广袤的晋西南平原上才能够惬意地放松和肆意地炫示。黄河实际上也是这里的开拓者，是她断裂了太行山系的中条山和秦岭山系的华山，打开了从青藏高原滚滚而来的巨大水流东去入海的通道，收容了东岸的汾水、涑水和西岸的渭河、泾河，滋润了两岸的晋南平原和关中平原。“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势，壮关河之气色。”“西阻大河，东倚太行，潼关在其南，龙门在其北。”（《蒲州府志》） 就是这里山川形胜的写照。“立马风陵望汉关，三峰高出白云间。西来一曲昆仑水，划断中条太华山。”（清，峻德）天成界划，中条、华山的“中华”二字也成为我们民族冠名的众多传说之一。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独特的地理构成和自然形貌，使它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华夏民族就在这里进行自己幼年的启蒙和早期的奋斗，这里的山岗河流平川沃土，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最初的生活与繁衍的摇篮。白昼与黑夜，日出与日落，月朔与月望，四季与节气，都是以这里的计时来分野和划定的。
    从上古时期开始，这里出现了一座城市，当然是那种最原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由于周围长满葳蕤的蒲草，那坚挺的枝干、繁茂的绿叶和丰满绵润的蒲棒，被远古时代的人们认为是祥瑞的植物，就把这个城市起名为“蒲”。华夏上古时期一位伟大人物就生活在这里，他就是五帝之一——舜。舜待（继）母至孝，待（庶）弟至爱，待人至仁，待物至善。尧王访贤来到这里，发现了这位仁爱的舜，就把帝位传给了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舜继承了王位，把国都定于蒲。（《帝王世纪》：“舜都蒲坂。”《括地志》：“蒲坂故城，舜所都”）舜“生于诸冯、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这些地方都在这一带，至今遗迹尚存，仿佛还散发着思古之幽情。舜的建国宗旨“天下一人饥则我饥，天下一人寒则我寒”至今还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参照。作为华夏古国的国都，其原始的简陋景象可以想见，而其重要地位，却不能因为它的简陋而被忽视。人类社会缓慢前进的历程中，它是一处重要的驿站。
    夏至西周时期，蒲称“长原”、“长坂”，多为侯国。周武灭商，大军路过距蒲不远的首阳山，我们熟知名字的那两位商代遗民伯夷、叔齐，企图劝说周武王不要灭商伐纣。历史车轮他们当然阻挡不住，在周灭商后，拒不食周粟，就饿死在首阳山，留下了两个大墓冢，还有“二贤祠”。他们不肯瞑目的目光，透过历史的烟云，也许在默默注视着千年之蒲的每一次变迁。
    春秋晋霸，晋之邑地，仍封建为侯国。
    战国时期，称“蒲邑”，属魏。邑即城，分明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了。
    秦汉时期，称“蒲坂”。是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亲自改定的名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蒲属河东郡。始皇帝二十八年（－219年），巡东方，封禅泰山，途中登蒲邑，见长坂。长坂是公元前625年修了黄河浮桥，河西河东的道路连接秦晋，很逶迤的大道。这位命令天下“同文同轨”的铁腕政治家很随便地把这个黄河岸边的城市改名为蒲坂了。（《山西文史资料》99，3－4）史书上说的“舜都蒲坂”，应当是此后的记载；而我们至今说的“永济古称蒲坂”，也是说的这以后的事。当然秦都咸阳，汉都长安，这里只能是县级建制了，是为“蒲坂县”。
    王莽篡汉时，将蒲坂改为“蒲城”，不过这蒲城的名字与他的“新朝”一样短暂。
    西魏大统三年（537），宇文泰打败东魏高欢——就是那位修葺晋祠的一代枭雄，夺得蒲坂。九年（546年），迁城距河岸只二里，建起坚固的砖城，成为“关中之巨防”，并改名为“秦州”。
    北周时，改名为“蒲州”。从此，就一直称“蒲州”。
    经过几千年雨雪风霜的磨洗，经过几千年烈火烽烟的熏染，屹立于黄河东岸的蒲州，终于冲出了时光隧道，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迎来了自己繁荣昌盛的年代。
    这是一个充满着盛世气象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创造的年代，经济繁荣如江河行地，文化昌盛似日月经天，而我们蒲州，抓住了历史机遇，书写了自己最辉煌的一页。
    这一页，直到1300多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光辉未减，积淀为古老深厚的文化蕴藏。